求是学刊


国外学者专论

  • 算法如何重塑劳动力剥削:对平台经济中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审视

    洛伦佐·西尼;刘歆;刘明明;亓为康;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资本家试图掩盖并获得工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工人力图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建立在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剥削之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可见化过程仍然是一种剩余价值获取的相关方式,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中,其特点在于通过算法进行远程但无处不在的控制。重新发现这种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及其在平台劳动中的表现,将有助于对工作过程转型和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2024年02期 v.51;No.279 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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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 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的新黑格尔主义

    黄小洲;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他坚决捍卫现代性的合理性,他的现代性理论深深植根在黑格尔思辨深邃的哲学之中,是一种能够兼容康德哲学的“有包容性的新黑格尔主义”。“重返黑格尔”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正本清源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判断后现代思想正当与否的尺度。主体自由是现代性的第一原理。这是哈贝马斯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的坚实基础。哈贝马斯试图区分“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与“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从而把康德与黑格尔调和起来,即让他们在现代性的论题中都位列“第一”。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现代性哲学的新诠释带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眼光。通过重返黑格尔现代性话语的语境和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在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主义的强大哲学支撑中,哈贝马斯获得了现代性哲学的话语制高点,为他自己构建交往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维度。

    2024年02期 v.51;No.279 17-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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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

    郑召利;杨建伟;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界开启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一开始明确追随阿多诺,并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时域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随着论战的深入,哈贝马斯的观点逐渐倾向于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转变过程反映出哈贝马斯尝试突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方法,进而构建自己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转变尽管为哈贝马斯开启了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并且导向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但是内在批判的抛弃使得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性的原则。

    2024年02期 v.51;No.279 27-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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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逻辑的运作密码——黑格尔概念逻辑的“概念”新释

    郭冠宇;

    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一种现代逻辑,它具有为现代世界提供逻辑基础、与诸多现当代思潮交流对话、反思现代科技话语等重要现代价值。在“逻辑科学”中,概念逻辑开篇的“概念”被黑格尔称为“概念之概念”,它充分展现了否定性自相联系这一思辨原理的运行机制,是整个思辨性现代逻辑模型的中心与运作密码。实体是“概念”的直接前提与直接起源,先验自我意识则与“概念”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家族相似性,因而黑格尔一方面通过对斯宾诺莎式实体之自因的厘革来开辟出“概念”的自身规定,另一方面他从对康德的自我意识与范畴观的诠释来刻画“概念”的一元论特征,并且把“概念”的逻辑构造揭示为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内在统一,即一种在双重否定性中自相联系的动态结构。

    2024年02期 v.51;No.279 36-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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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研究

  • 从语言到符号——论卡西尔哲学中的康德-洪堡特因素

    梁乐睿;

    卡西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问题是卡西尔研究的重要范畴,然而这一问题需要在观念史的维度上进行梳理。哈曼、赫尔德与洪堡特对康德哲学中的语言缺位问题展开了批判,强调了语言对于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其中,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是康德观念论原则在精神科学中的具体实现。卡西尔高度评价了洪堡特对康德先验方法的坚持与运用,并基于这一原则构建了自己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他从洪堡特的语言哲学中发现了对康德哲学进行扩展与超越的可能性,这促使他把先验方法运用到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中,进而从理性批判走向了文化批判。在上述意义上,卡西尔延续并发展了德国观念论中的康德-洪堡特传统。

    2024年02期 v.51;No.279 49-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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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演进逻辑和政策取向

    汤蕴懿;李方卓;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厘清其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和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明确政策优化调整方向,对激发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总结各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经历了硬件建设期、要素建设期和规制建设期三个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三个阶段分别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价值增值能力和集群的超额收益,持续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机理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培育企业数字技术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决企业数字化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最后,本文从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多层次平台支撑和政策均衡投入三个方面提出未来政策取向。

    2024年02期 v.51;No.279 59-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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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企业进驻促进共同富裕了吗?——来自工商企业注册的证据

    董康银;刘洋;王辉;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途径,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2006—2020年全国295个城市数据,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进一步探究了科技企业进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科技企业进驻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企业进驻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共同富裕地区效果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科技企业进驻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等途径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深入了解科技企业进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024年02期 v.51;No.279 69-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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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现实

  • 新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之构建

    李媛;

    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依托。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需要对接迭代升级的转型要求、融合互联的数智要求、壁垒突破的创新要求、集约高效的绿色要求、普惠协调的共享要求。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以及生活现代化具有战略支撑和现实意义。基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国情农情及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新阶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要适配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农情禀赋,突破城乡传统二元体制的发展束缚,强化数农领域的深度融合及动能转换,优化发展要素嵌入现代化的供需匹配。据此需要通过注入新的发展要素,推动数农深度融合,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以新的制度保障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2024年02期 v.51;No.279 81-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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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法律多元_本期专题:法治与公共卫生治理

  • 公共卫生治理专家咨询制度的法治探寻

    宋华琳;郑琛;

    专家咨询制度是公共卫生治理中提升科学理性的重要机制。专家咨询适用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决策事项。应探究行政任务与专家咨询形式之间的匹配性,在处于科学前沿并兼具高度政策考量的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合议制咨询形式更具制度优势。应健全专家遴选机制,从专家个人资质和成员构成两个角度明确遴选标准,完善专家遴选程序。在专家咨询程序方面,应健全专家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完善专家咨询会议制度和会议程序,专家咨询意见对行政机关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应构建专家咨询制度的监督机制,完善专家咨询公开制度,加强咨询专家的说明理由要求,激活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

    2024年02期 v.51;No.279 91-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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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医疗大数据治理的健康权面向

    满洪杰;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社会价值与科学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关于健康医疗大数据治理的个人自决模式和积极利用模式均存在相应的问题,从健康权的角度理解健康医疗大数据治理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健康权是当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可以在提高健康决策能力、实现健康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增进健康服务水平、扩展国民健康参与等方面促进健康权的实现,但也可能在对隐私保护、违反不歧视和平等保护原则、过度商业化等方面影响健康权实现,其利益分配也值得关注。从国家对健康权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促进)义务的角度,有助于理解国家对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治理措施。具体而言,应当从社会共治的角度理解知情同意原则,根据数据来源不同采用不同授权机制,对不同的数据应用场景进行类型化规制,并在数据利用的收益分配方面充分考虑公众健康需求。

    2024年02期 v.51;No.279 103-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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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公共卫生治理的政府责任

    邢昕;

    多元共治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要打破基于行政任务进行责任配置的传统逻辑,将政府责任的厘定置于“公共任务公私合作”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双重视域。公共卫生治理中行政机关作为公共任务公私合作的主导者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责任方,在承担领导与促进责任、组织与动员责任、履行或担保责任、监督与救济责任之时,其内部构造差异明显。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构必须着眼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整体性视角,科学厘定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内部法律构造,统筹推动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进程。

    2024年02期 v.51;No.279 113-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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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

  • 数字权利的生成基础及法治化保障

    李丹;

    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数字空间、数字属性、数字利益既构成了数字权利的现实基础,也承载了数字权利的时代诉求。然而,由于数字规则、数字行政、数字司法和数字平台等制度或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不足、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有限、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不畅、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乏力等问题,导致了数字权利的系统性“流失”。因此,亟待通过加强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促进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完善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升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从而遏制数字权利的“流失”问题,为数字权利保护提供法治化保障。

    2024年02期 v.51;No.279 124-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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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

  •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傅绍良;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2024年02期 v.51;No.279 138-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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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仙女化”与“妖魔化”——《金瓶梅词话》与泰国《昆昌昆平唱本》女性形象比较解析

    孙惠欣;吴夏天;

    《金瓶梅词话》与《昆昌昆平唱本》是中泰两国古代文学中的杰出之作,两部作品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高度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包括被压抑与被束缚的贤德淑妇形象、被异化与被污名的“失节”淫妇形象和被无视与被损害的无宠小妇形象等。以类同性为立足点,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全面细致的对比分析,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古代中泰两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及与之相应的深层文化原因大有裨益。同时,有利于我们总结东方国家相似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及其文学创作规律,展示东方文学的独具魅力和丰厚意蕴,从而揭示出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共通性及文学的独特性。

    2024年02期 v.51;No.279 148-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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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楼梦》缘何“说不尽”

    陈才训;毛艳秋;

    曹雪芹屡屡以隐晦婉曲的“春秋笔法”叙事写人,使《红楼梦》颇多“烟云模糊处”;他又“远师楚人”,以比兴寄托之象征手法塑造意象化人物,并通过系统的叙事意象寄寓情志;“一芹一脂”共同塑成了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开放性小说文本形态;经学阐释传统之“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对小说批评领域的强势介入: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红楼梦》的阐释维度。正因《红楼梦》呈现出“伟大的混沌”状态,阐释者才会歧见纷出,从而成就了其“说不尽”的艺术魅力。

    2024年02期 v.51;No.279 157-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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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探赜

  • 两宋官田应募役户探析

    宋唐睿;吴树国;

    官田应募役户发端于唐宋之际官田用役的制度嬗变。北宋初期,朝廷开始专门召募客户耕种官田,并呈现出“役”的管理方式与特征。之后,北宋官府亦通过颁发户帖与设立“籍簿”的方式,对官田应募役户进行编户性管理。这不仅奠定了官田长期役使客户的经营基础,也使大量浮寄客户重新回归土地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至南宋时期,官田管理内涵已由募客就役、浮客归籍向急军需、足财用转变,具体方式表现为大量主户被获准投充官田,并加强对应募役户的人身掌控,从而达到敛财目标。相对于两宋发达的自由租佃制,官田应募役户的逆向拓展,对重新认识两宋经济领域中的人身控制、役制问题以及为国家治理的认识路径不无裨益。

    2024年02期 v.51;No.279 169-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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